实地调查山西汾酒产能乱象：袁清茂与10位煤老板的心理博弈

当近百家全国主流媒体“走进汾酒第一车间”、完成甘肃张掖山丹军马场“打卡”后，关注食品酒水的“全国非主流媒体”食悟，在8月15日这一天，以暗访的方式走进了位于山西汾阳杏花村真正的汾酒第一车间。

恰逢三伏第一天，整个杏花村闻不到酒香，正所谓春不打鱼、夏不酿酒，汾酒工业区的生产车间基本都处于停产状态。食悟走进汾酒第九车间，发现这个车间并没有压窖，光着膀子的工人们正在用拖布清洗酒缸。

在九车间门口有一个指示牌，上面显示该车间建于2009年9月，共有24个生产班组，日产原浆汾酒11.56吨。

这个指示牌还介绍全公司（汾酒老厂，包括一厂和二厂）共有13个酿酒车间，年产原酒1.5万吨。

这正是食悟不远千里顶着烈日和疫情，从北京赶赴山西杏花村要实地探访核实的信息，我们只想弄清楚汾酒产能究竟有多大。汾酒老厂的1.5万吨基酒产能，加上孝义汾青酒厂、文水白玉酒厂共计2000吨（根据公开信息），再加上2021年7月山西汾酒决定投资建设新增的1万吨基酒产能（如果顺利投产的话），整个汾酒基酒产能也就在3万吨左右。

按照1：1.5的勾调比，汾酒这3万吨基酒也就做出4.5万吨的成品酒。

但根据山西汾酒2021年财报，汾酒设计产能20.7万千升，实际产能18万千升；当年生产量17.36万千升，销售量15.13万千升。

17.36减去4.5，这12万吨成品酒需要至少8万吨基酒，那么这8万吨基酒缺口是如何填补上的呢？

“肯定是纯粮食酒。”这是汾酒工业园区周围的那些酒商拍着胸脯跟食悟说的。尽管19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没有牵扯到汾酒，但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局面下，汾酒销量一落千丈，此后汾酒不做大哥好多年。

作为中国名酒，又号称中国酒魂，并且还是国企，山西汾酒定当对品质负责，对老百姓的食品安全负责。但食悟翻阅汾酒年报好几遍，还是没有从公开信息中发现其接近70%的产能缺口是如何解决的。

那好，既然你喜欢藏着掖着，那食悟就只好实地探访了。

谁的汾酒城？

8月14日落地吕梁大武机场后，淅淅沥沥的小雨开始逐渐变大，在从机场赶往杏花村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为了安全起见，开得相对较慢。一觉醒后，食悟已经来到杏花村服务区。

紧挨着青银高速，古城墙绵延数公里，如果没提前做功课，真的会以为这是一个极具年代感的历史古迹或文化景点。没错，这就是山西人人尽皆知的“中国汾酒城”。

当地人都知道，这是煤老板的作品。到底是出自哪些煤老板之手，普通老百姓并不熟知。

但就是这样一个历经风雨、饱受磨难的实体经济项目，随着经济转型和时代变迁，硬是从一个奇葩的传说演进到如今的现实存在。这背后，充满了人物故事，政商关系，以及时代发展烙印。

2010年4月16日，包括袁玉珠、邢利斌、贾廷亮在内的10位煤老板在“吕梁教父”张中生的牵制下，成立一个叫“山西中汾酒业投资”的公司。紧接着，张中生又推动汾酒集团与中汾酒业投资公司共同组建一个叫“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酒业发展区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这就是中国汾酒城的主体公司。汾酒集团出技术、出管理、出人，持股51%；煤老板组建的那个中汾酒业投资公司出钱，持股49%。

一开始，煤老板们计划投资汾酒城35亿，年产成品酒5万吨，后来当时政府可能还觉得有点太小气，索性增加到50亿，年产成品酒10万吨。

截至2013年底，汾酒城已经投入了35个亿，但2014年3-8月，邢利斌、贾廷亮、袁玉珠先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汾酒城项目偃旗息鼓。尤其是随着张中生落马，其他煤老板都不愿意再当冤大头了。

尽管没有如期顺利实现规划的宏伟目标，但中国汾酒城经过当时两三年的开工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吕梁市的一名官员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截至2013年10月底，整个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基础建设工程大约完成85%，已经基本具备白酒投产条件。汾阳市一位干部当时说：如按35亿元投资建设，汾酒园区“已经建成了”。

8月14日，食悟到杏花村后直接去了汾酒城，滴滴快车是可以直接开进去的，甚至汾酒城办公楼都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办公楼很气派，但角落间依稀能够感知到当时煤老板和地方政府是多么需要靠这样一个项目来撑场面，以凸显吕梁当时从煤炭向非煤产业跨越转型的成功。

2020年11月，山西汾酒从大股东汾酒集团那里受让其所持汾酒城的51%股权。自此，汾酒城虽然也开发了自有品牌，但卖得一直都不温不火，无奈之下，只能沦为山西汾酒的基酒生产供应商。

开头咱们不是提到了汾酒自己基酒产能也就3万吨左右嘛，另外8万吨的缺口恰恰是煤老板们呕心沥血投资的汾酒城给填补上的。

这些年来，煤老板已经成为“炫富”的代名词，人们听到这个词语总觉得怪怪的，甚至遇到某些人奢侈挥霍的时候总是问：“你家有矿啊？”

但无论当时那十位煤老板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的，他们投资建设的这个庞然大物，如今正在为汾酒的产能难题“雪中送炭”，为汾阳乃至吕梁的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已经从死缓改判无期的张中生，在狱中将度过自己的余生，但应该也会偶尔闻到从汾酒城飘来的酒香。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我们经常会发现，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经过岁月长河后，不同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中国经济已然从十多年前的粗放式工业经济转向如今注重绿水青山的高质量发展时代，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只有抛开个人利益的大局观，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汾酒城就是这样一个经济转型案例。

当我们看到了汾酒城的现实价值后，我们是否可以给煤老板一个体面的收场？尽管这十位创始股东早已不能抱团，且大部分早已淡出商界视线，但他们的家人应该都渴望有一个满意的套现退出。

袁清茂如何破解汾酒产能难题？

有媒体援引汾酒集团前高管消息称，山西汾酒也曾想通过定增百亿来收购“中国汾酒城”的酿酒资产，2021年吕梁市委、市政府还向分管副省长王一新做了专项汇报，但王副省长随后调走了，这件事就搁浅了。

另据公开信息，2021年年中，山西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数位股东曾“要求将年租赁费从2亿元提高至6亿元”，但汾酒集团当时没有答应。

租赁费涨价的诉求不但被拒绝了，山西汾酒紧接着还抛出一份拟投资91.02亿元新增年产原酒5.1万吨的决策，大有甩掉汾酒城、另起炉灶的意味，中汾酒业投资公司的股东瞬间闭嘴了。

但这件事凸显了汾酒城两家股东之间的心理博弈，更显露出十位煤老板股东与汾酒的利益纠葛，以及想退出又不能如愿的斗争矛盾。

中国汾酒城与山西汾酒的关系像极了奶农与伊利蒙牛的上下游关系，作为上游原料供应商，只能怪怪地听下游加工企业，如果不听话，就给你降价、断购，奶牛每天不停地产奶，如果下游加工企业不采购，那么只能白花花倒掉；如果汾酒不采购汾酒城的基酒，汾酒城的设备很快就生锈，直至关门歇菜。

所以，煤老板并不是想投入就投入、想退出就退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李秋喜自2009年起执掌山西汾酒12年，他在汾酒一把手的位子上见证了“中国汾酒城”的诞生全过程，而在李秋喜卸任前，还不忘将了煤老板股东们一军，这从侧面反映了李秋喜为汾酒着想的不忘初心，同时也说明了现实的残酷。

从李秋喜手中接过帅印的袁清茂，上任已有8个月。上述汾酒集团前高管曾建议袁清茂拿下汾酒城，煤老板股东们这几个月也在翘首以盼这位新帅能给出有别于李秋喜的决策。

但袁清茂绝非等闲之辈，我们来看看他上任以来都干了啥。

2022年3月16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孝义市委书记刘世庆前往汾酒集团，与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推进汾青酒厂迁址扩建事宜进行交流协商。袁清茂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孝义市委、市政府能与汾酒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并在汾青酒厂改造建设等方面给予汾酒更大的支持与帮助，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实现地企双赢。

2022年6月9日，袁清茂还跟文水县县委书记杨洋谈了谈。

可见，袁清茂上任以来，始终都把产能扩建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值得关注的是，他更多希望通过自建产能来增加汾酒基酒供应。

既然前任李秋喜和吕梁市层面都不愿去处理这项历史遗留问题，情商智商都不逊色的袁清茂，当然也不会轻易捡起这块烫手的山芋。

如果说只是几个煤老板的问题倒是还可以接受，但当人们提起汾酒城再联想到昔日“吕梁教父”，着实让人感到畏惧。根据关注食品酒水的头部自媒体食悟的专业研究：这恰恰是“中国汾酒城”迟迟不能被山西汾酒吞下的核心原因。

或许有人会担心：汾酒不收，难道其他酒企就不能收吗？讲真，还真没有这样的实力玩家。汾阳当地中小酒企没这个蛇吞象的实力，外地外省酒企又不太可能来杏花村遥控这样一个产能项目。

这也是煤老板们投资的“中国汾酒城”最尴尬的地方，酒愁卖，企业更愁卖！

简历显示，袁清茂1969年11月出生，现年53岁，距离退休还有7年，按照他两三年一履新的节奏，如果不出意外，他起码还可以晋升两个段位。

显然，袁清茂最怕的就是“意外”。

内容来源：食悟

媒体来源：中访网财经